新华网重庆１０月８日电（记者王晓磊、王金涛）今年国庆节期间，重庆市合川区的蒋冬成等１０名留守儿童在“代理家长”的陪伴下，在一处“农家乐”里玩耍、照相，度过了快乐的一天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一次难得的出游。蒋冬成说，自己已经５年没见到在广东打工的父母了。

    作为一项充满温情的举措，“代理家长”制度在重庆推广以来，已有数千名像蒋冬成一样的农村留守儿童受益。

    弥补农村留守儿童“情感空洞”

    重庆是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较突出的地区。重庆市妇联近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这里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２３５万人，约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５３．４１％；有三成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在外打工，有些孩子甚至１０多年没有和父母见面。由此，亲情缺失、监护缺位等问题凸显。

    第一批农村留守儿童“代理家长”出现在重庆市南川区鸣玉镇。２００５年４月，鸣玉镇启动“代理家长”关爱机制，并建立了一个内容完备、更新及时的留守儿童信息库。在此基础上，发动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、村社干部和有帮扶能力的社会人士，自愿与留守儿童组成代理家庭，做他们的生活知情人、学习引路人和成长保护人。

    此后，重庆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“代理家长”制度，并设立进入门槛标准和退出机制，使之更加完善。２００７年５月，重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向经过筛选的２０００余名“代理家长”发放聘书，准其“上岗”。这批“代理家长”要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“一对一”帮扶，负责孩子们的学习、思想，并每月向其父母通报情况。目前，重庆市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都已有了“代理家长”。

    全国人大代表、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教授曾多次就留守儿童问题提交议案。他表示，“代理家长”是目前国内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方案，最大特点是因地制宜，依靠孩子身边人组成关爱队伍，且投入较少，操作性强，值得推广。

    “代理家长”有待建立长效机制

    尽管“代理家长”们给孩子带去了不少关爱，但记者了解到，“代理家长”制度在执行中仍然遇到一定困难。专家表示，该制度面对的主要难题之一，就是全凭个人自觉，缺乏长效机制。

    据了解，目前担任“代理家长”的多是农村中的老党员、老教师、老模范，或者是乡镇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，基本为无偿形式，全靠行政命令指派和个人的爱心作为支持。与此同时，“代理家长”的责任却颇为繁重，不仅要过问孩子的生活，保障其安全，还要关心他们的思想、定期与孩子的父母交流等。

    垫江县坪山镇的原村小教师李丽是一名爱心人士，曾经照顾过多名农村留守儿童。她坦陈：“留守儿童需要的是长期的关心。一个人单凭爱心无偿照顾留守儿童，坚持三五天容易，要坚持一两年就难了。假如只是定期地看望、慰问一下孩子，是走不进孩子心里的，起不到家长的教育、管理作用。”

    重庆市垫江县妇联主席钟洪波表示：“‘代理家长’如果完全凭借自己的爱心、觉悟进行工作，履职约束力将会很差。由于没有任何奖励机制来鼓励他们，难以持之以恒。”全国人大代表刘中慧则认为，实行“代理家长”有偿收费也并不现实，因为农民工挣到的钱大多刚够基本生存，与其聘用“代理家长”，还不如夫妻中留一个在家照顾小孩。

    此外，一些专家认为，“代理家长”还存在农村人力资源有限、“代理家长”和留守儿童之间法定义务不明确等种种问题。

    多种模式推进留守儿童工作

    记者调查发现，随着中小城市的发展，前往大城市的务工人员出现“回流”，这也部分解决了一批留守儿童问题。

    今年３５岁的马江蓉是重庆市忠县涂井乡人，原来夫妻俩都在外打工，孩子成了留守儿童。但这两年家乡忠县产业迅速崛起，夫妇俩回到了县城工作。“把孩子安顿到大城市不太现实，但安顿到县城还是容易的。”马江蓉说，“家乡工作机会多了，村里像我这样年纪在外打工的人基本都回来了。”

    目前，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，重庆市各区县纷纷进行各种尝试和探索，总结出不少经验，并将其与“代理家长”制度结合，以多种模式共同推进留守儿童工作。

    前不久，重庆市政府出台了《关于加强农村“留守儿童”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在２０１２年前重点推进６项工作，包括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、创办“农村留守儿童托管家园”、完善“代理家长”制度等，意图用５年时间进一步打开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局面。